第279章
皇帝龙兴，徐出闱闥。”开始，到“皇帝一举，群臣慑焉。诸侯畏焉，四夷服焉。”结束，石介以皇帝的口吻对新政时所任命的宰执、谏官，一一称颂表彰。说这真是个开天辟地以来最好的时候啊，不仅是人类，就连天地人神、昆虫草木都非常的兴奋。
因为您把两位大贤人升职，就是范仲淹和富弼，他们俩是“一夔一契”。都是古代的大圣人；同时又把卑劣的小人赶走，就是夏竦。这个局面太好了，诗中说道，是“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这首诗一问世，达到的效果让石介很郁闷。在他想来，这样热情讴歌新世界，是件多么及时又多么合适的事啊。这会大幅度地提高新政普及的势头，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新政君子的行列里来。
可是除了夏竦和众多的“小人”们对他咬牙切齿之外，就连新政君子系统内部，也对他一片茫然。石哥，你在搞什么？
第一个对他摇头是与他齐名的人物，“泰山书院”的先生孙复。孙复和石介的关系是同学，俩人都是范仲淹早年守母丧时，管理应天府书院时的学生。他叹了口气，说石介，你的噩运就从这首诗开始。
第二个痛苦的是范仲淹，范公所担心的不止是石介个人的安危，更是新政的全盘大局。他根本就不愿意让石介在这种时刻到京城里来。
难道还嫌不够乱的吗？
他早就给石介下过定义，此人不可大用，死就会死在这张嘴上。他说，石介刚正，天下知闻。但是性格有些缺陷，他走极端。要是让他当上谏官，肯定会拿超高的标准去要求皇帝，要是皇帝没做到，他就会“引裾拆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
这样的言官，谁敢去用？用了有什么好处？但是他亲爱的同事，年少有为的韩琦就把石介推荐上来了。事情迅速恶化，《朋党论》、《庆历圣德诗》，外加言官系统共１１封的弹劾奏章，这一波接着一波的攻势，表面上在加强着君子们高大伟岸的形象，真是春风得意，激扬岁月。
但同时，也在积累着可怕的戾气。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庆历君子们并不真的知道小人是种什么样的动物。就比如说是夏竦。真的要形象地比喻他的话，在历史中就有一个显赫的名字，跟他有点像——苏秦。那位战国时纵横捭阖，翻复乾坤的人。不说苏秦的一生，只说他的死亡。苏秦死于暗杀，凶手逃掉了，没法去找。可他临死时对当地的国王说。请车裂我，悬我之头于国门，说杀我的人有赏，就会抓到凶手。
果然如愿。这真的是个死后都可以杀人的人。
夏竦比他还要强些，得罪了这个人，你死后都别想安宁！
夏竦的手段，以文字对文字，简简单单的一封信，就让新政彻底瓦解，并且让君子们变成了叛贼。这是个大命题，要怎样做，才能圆满的完成呢？
夏竦沉思了很久，转身进了内宅。先要说明，他一定是和自己的书法夫人重归于好了，因为这件事做得真是大显家风。他找到了一个使女，再拿出了一封信。来，看这上面的笔迹，模仿它，给我改一个字。
只是一个字，就把通篇内容都改变了。
这封信，是石介写给富弼的，涉及到了政治，但性质仍然是私人信件。不过私人信件例来都是万民传颂的，比如后来的《曾国藩家书》之类。名人怎样生活，怎样处理生活，都是凡夫俗子的楷模嘛。在这封信里，石介明显是《庆历圣德诗》没写过瘾，除了痛骂小人之外，还要再激励一下新政的首脑。他勉励富弼等人，要“行伊、周之事。”
这是个典故，涉及到了两位历史上的大人物。伊，指伊尹；周，乃周公旦。这两个人都是定国安邦的贤臣。其中伊尹，是辅佐商汤开创商王朝的人。可以说是我们中华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宰相+军师的超级人物。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灭商之后死得太早，周公全力辅佐幼小的皇帝，一面饱受馋言，一面东征西讨，把商朝余孽和内部反叛平息。
可以说，周公才是实际上建立周王朝的人。
综上所述，石介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富弼和范仲淹像古代贤人那样为宋朝扭转乾坤，再造天地，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愿望很美好，但夏竦经过沉思后，决定给这封信改一个字。就是周公的周字，改为“霍”字。
“行伊、霍”之事。
一字之差，就变成了可以诛灭九族的大逆不道的言论。霍，指的是西汉时的权臣霍光。他的身份很复杂，一方面在西汉麒麟阁十一功臣中排名第一，是汉武帝托孤时的四大重臣之首，辅佐国家安定度过达２０年之久；另一方面，他在汉昭帝死后，把新立的皇帝刘贺废掉，独自把持朝政近半个月。
这样人物，是宋朝历代君主最大的噩梦，最惧怕的妖孽。
尤其可怕的是，夏竦的历史知识非常到位，他改的这个“霍”字大有学问。伊尹这个人，几乎就是霍光的翻版，一方面像周公那样有功，一方面同样在商汤死后，把不懂事的太子太甲放逐到桐宫，三年之后才接回来重当皇帝。
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改后的信里，石介是要富弼等人效法伊尹、霍光，把现在的宋仁宗赵祯废掉，换一个积极进取，锐意革新的人当皇帝！再加上这封信广为流传，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局面。
不止是大逆不道，而且是公然谋反。不管成不成功，都把现任皇帝蔑视到了极点。
这封信很快就传遍了天下，在这之前更迅速地传进了皇宫，交到了赵祯的手里。赵祯反应是一如既往的沉默。他把玩着这封信，像是看出了很多东西，又像是心不在焉，想着别的什么事。这种态度，把范仲淹、富弼两人推向了一个极端。
要么您下旨查问，哪怕大发雷霆，咱们好回答；要么您直接说不信，我们也好去追查。您这样沉默，要我们怎么办？
您分明就是在怀疑我们。
君子讲的是谦退之道，见利不争。官位本来就是粪土，既然让您这样怀疑，我们辞职好了，这样谣言不攻自破，我们的纯洁也就可以清者自清了。
范仲淹和富弼同时上书请求外放，不在京城当官。当时很巧，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机遇突然出现。在宋朝的河北方面，与辽国接壤的位置，侦察到辽国正大量集结军队，像是要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范仲淹提出，自己重回边疆，去防备契丹和党项。这样在庆历四年的六月二十二日，他被任命为陕西、河北宣抚使，仍然兼职参知政事。富弼保留枢密副使的头衔宣抚河北，同时离开了开封城。
范仲淹、富弼的离开，是宋朝历史进程上的一大契机，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解读。１，走后发生的事；２，要怎样走。
先说２，怎样走，会决定走后的局面。这是范仲淹的心事，除了他，几乎没人能知道。包括他的“同党”们。
辽国正在集结军队，范仲淹提意由他率领重兵去河北方向布防。他选择这样走，如果实现，那么他将恢复复到刚离开陕西时的身价。那时他手握重兵，是宋朝边防上的大救星，从心理上，就让所有人重视他，不敢反驳他。
也正是这一点，让他有底气敢于推出新政。
这时他重提重兵回到边疆，迎战比党项还要凶险的契丹人，相信可以把陷进狂热内讧的宋朝官场拍醒，即使他走后也没人敢动他正在推行中的新政。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既能继续发展，又能撇清谣言。
想得很好，可惜他的命太苦。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没等政敌们反对，他的盟友们就都跳了出来。军方代表枢密使杜衍打头，富弼迅速跟上，两人继续发扬了君子们下殿一家亲，上殿死冤家的良好作风，第一时间矫正他的错误。
你纯粹是臆想，辽国派兵只是路过河东，目的是去平叛，跟入侵风马牛不相及。你又是发兵马，又是拨钱粮，根本是没事找事，多此一举。
范仲淹气得发愣，正想着怎样勾通，富弼突然间灵光闪动，想起了自己的新职位。他是去河北的，范公你是去陕西的，为何要抢俺的饭碗？他郑重地对皇帝说了一句话。辽国绝不会入侵，如果我说错了，愿负“罔上欺君之罪。”
简直是往不遗余力地拆范仲淹的台！
范仲淹大怒，这是他能为新政，为宋朝天下所做的最后努力了，无论如何都不能退让。他在金殿上和杜衍、富弼大吵了起来。
史书上记载，他举出了６大疑点，３种忧虑，共６７０个字，证明辽国这次很可能是和李元昊联合入侵，不仅会发生野战，连攻城的器械都准备好了。其中就有宋军以前独有的杀手锏——床子弩。这种危急程度，难道还能视而不见吗？
必须得我去应付！
对面的富弼寸步不让，他回敬了３４７个字，重申自己的观点。现在天下太平，无论是河东、河北、陕西，哪个地段都不可能暴发战争，范仲淹你真是胡言乱语，不知所谓。
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却不了了之，只好灰溜溜地下殿走人。因为皇帝一言没发，就当什么也没看见。范仲淹摇头叹息，边走边咬牙，他是真的不甘心！于是边走边聊，他要和富弼等人再勾通一次，说什么也得同志们再上金殿，口径一致，发兵河东。
这次他得到了最干脆的一次打击，一直沉默的韩琦终于说话了——如果一定要去河东，我去好了。不须朝廷一人一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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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您把两位大贤人升职，就是范仲淹和富弼，他们俩是“一夔一契”。都是古代的大圣人；同时又把卑劣的小人赶走，就是夏竦。这个局面太好了，诗中说道，是“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这首诗一问世，达到的效果让石介很郁闷。在他想来，这样热情讴歌新世界，是件多么及时又多么合适的事啊。这会大幅度地提高新政普及的势头，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新政君子的行列里来。
可是除了夏竦和众多的“小人”们对他咬牙切齿之外，就连新政君子系统内部，也对他一片茫然。石哥，你在搞什么？
第一个对他摇头是与他齐名的人物，“泰山书院”的先生孙复。孙复和石介的关系是同学，俩人都是范仲淹早年守母丧时，管理应天府书院时的学生。他叹了口气，说石介，你的噩运就从这首诗开始。
第二个痛苦的是范仲淹，范公所担心的不止是石介个人的安危，更是新政的全盘大局。他根本就不愿意让石介在这种时刻到京城里来。
难道还嫌不够乱的吗？
他早就给石介下过定义，此人不可大用，死就会死在这张嘴上。他说，石介刚正，天下知闻。但是性格有些缺陷，他走极端。要是让他当上谏官，肯定会拿超高的标准去要求皇帝，要是皇帝没做到，他就会“引裾拆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
这样的言官，谁敢去用？用了有什么好处？但是他亲爱的同事，年少有为的韩琦就把石介推荐上来了。事情迅速恶化，《朋党论》、《庆历圣德诗》，外加言官系统共１１封的弹劾奏章，这一波接着一波的攻势，表面上在加强着君子们高大伟岸的形象，真是春风得意，激扬岁月。
但同时，也在积累着可怕的戾气。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庆历君子们并不真的知道小人是种什么样的动物。就比如说是夏竦。真的要形象地比喻他的话，在历史中就有一个显赫的名字，跟他有点像——苏秦。那位战国时纵横捭阖，翻复乾坤的人。不说苏秦的一生，只说他的死亡。苏秦死于暗杀，凶手逃掉了，没法去找。可他临死时对当地的国王说。请车裂我，悬我之头于国门，说杀我的人有赏，就会抓到凶手。
果然如愿。这真的是个死后都可以杀人的人。
夏竦比他还要强些，得罪了这个人，你死后都别想安宁！
夏竦的手段，以文字对文字，简简单单的一封信，就让新政彻底瓦解，并且让君子们变成了叛贼。这是个大命题，要怎样做，才能圆满的完成呢？
夏竦沉思了很久，转身进了内宅。先要说明，他一定是和自己的书法夫人重归于好了，因为这件事做得真是大显家风。他找到了一个使女，再拿出了一封信。来，看这上面的笔迹，模仿它，给我改一个字。
只是一个字，就把通篇内容都改变了。
这封信，是石介写给富弼的，涉及到了政治，但性质仍然是私人信件。不过私人信件例来都是万民传颂的，比如后来的《曾国藩家书》之类。名人怎样生活，怎样处理生活，都是凡夫俗子的楷模嘛。在这封信里，石介明显是《庆历圣德诗》没写过瘾，除了痛骂小人之外，还要再激励一下新政的首脑。他勉励富弼等人，要“行伊、周之事。”
这是个典故，涉及到了两位历史上的大人物。伊，指伊尹；周，乃周公旦。这两个人都是定国安邦的贤臣。其中伊尹，是辅佐商汤开创商王朝的人。可以说是我们中华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宰相+军师的超级人物。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灭商之后死得太早，周公全力辅佐幼小的皇帝，一面饱受馋言，一面东征西讨，把商朝余孽和内部反叛平息。
可以说，周公才是实际上建立周王朝的人。
综上所述，石介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富弼和范仲淹像古代贤人那样为宋朝扭转乾坤，再造天地，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愿望很美好，但夏竦经过沉思后，决定给这封信改一个字。就是周公的周字，改为“霍”字。
“行伊、霍”之事。
一字之差，就变成了可以诛灭九族的大逆不道的言论。霍，指的是西汉时的权臣霍光。他的身份很复杂，一方面在西汉麒麟阁十一功臣中排名第一，是汉武帝托孤时的四大重臣之首，辅佐国家安定度过达２０年之久；另一方面，他在汉昭帝死后，把新立的皇帝刘贺废掉，独自把持朝政近半个月。
这样人物，是宋朝历代君主最大的噩梦，最惧怕的妖孽。
尤其可怕的是，夏竦的历史知识非常到位，他改的这个“霍”字大有学问。伊尹这个人，几乎就是霍光的翻版，一方面像周公那样有功，一方面同样在商汤死后，把不懂事的太子太甲放逐到桐宫，三年之后才接回来重当皇帝。
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改后的信里，石介是要富弼等人效法伊尹、霍光，把现在的宋仁宗赵祯废掉，换一个积极进取，锐意革新的人当皇帝！再加上这封信广为流传，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局面。
不止是大逆不道，而且是公然谋反。不管成不成功，都把现任皇帝蔑视到了极点。
这封信很快就传遍了天下，在这之前更迅速地传进了皇宫，交到了赵祯的手里。赵祯反应是一如既往的沉默。他把玩着这封信，像是看出了很多东西，又像是心不在焉，想着别的什么事。这种态度，把范仲淹、富弼两人推向了一个极端。
要么您下旨查问，哪怕大发雷霆，咱们好回答；要么您直接说不信，我们也好去追查。您这样沉默，要我们怎么办？
您分明就是在怀疑我们。
君子讲的是谦退之道，见利不争。官位本来就是粪土，既然让您这样怀疑，我们辞职好了，这样谣言不攻自破，我们的纯洁也就可以清者自清了。
范仲淹和富弼同时上书请求外放，不在京城当官。当时很巧，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机遇突然出现。在宋朝的河北方面，与辽国接壤的位置，侦察到辽国正大量集结军队，像是要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范仲淹提出，自己重回边疆，去防备契丹和党项。这样在庆历四年的六月二十二日，他被任命为陕西、河北宣抚使，仍然兼职参知政事。富弼保留枢密副使的头衔宣抚河北，同时离开了开封城。
范仲淹、富弼的离开，是宋朝历史进程上的一大契机，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解读。１，走后发生的事；２，要怎样走。
先说２，怎样走，会决定走后的局面。这是范仲淹的心事，除了他，几乎没人能知道。包括他的“同党”们。
辽国正在集结军队，范仲淹提意由他率领重兵去河北方向布防。他选择这样走，如果实现，那么他将恢复复到刚离开陕西时的身价。那时他手握重兵，是宋朝边防上的大救星，从心理上，就让所有人重视他，不敢反驳他。
也正是这一点，让他有底气敢于推出新政。
这时他重提重兵回到边疆，迎战比党项还要凶险的契丹人，相信可以把陷进狂热内讧的宋朝官场拍醒，即使他走后也没人敢动他正在推行中的新政。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既能继续发展，又能撇清谣言。
想得很好，可惜他的命太苦。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没等政敌们反对，他的盟友们就都跳了出来。军方代表枢密使杜衍打头，富弼迅速跟上，两人继续发扬了君子们下殿一家亲，上殿死冤家的良好作风，第一时间矫正他的错误。
你纯粹是臆想，辽国派兵只是路过河东，目的是去平叛，跟入侵风马牛不相及。你又是发兵马，又是拨钱粮，根本是没事找事，多此一举。
范仲淹气得发愣，正想着怎样勾通，富弼突然间灵光闪动，想起了自己的新职位。他是去河北的，范公你是去陕西的，为何要抢俺的饭碗？他郑重地对皇帝说了一句话。辽国绝不会入侵，如果我说错了，愿负“罔上欺君之罪。”
简直是往不遗余力地拆范仲淹的台！
范仲淹大怒，这是他能为新政，为宋朝天下所做的最后努力了，无论如何都不能退让。他在金殿上和杜衍、富弼大吵了起来。
史书上记载，他举出了６大疑点，３种忧虑，共６７０个字，证明辽国这次很可能是和李元昊联合入侵，不仅会发生野战，连攻城的器械都准备好了。其中就有宋军以前独有的杀手锏——床子弩。这种危急程度，难道还能视而不见吗？
必须得我去应付！
对面的富弼寸步不让，他回敬了３４７个字，重申自己的观点。现在天下太平，无论是河东、河北、陕西，哪个地段都不可能暴发战争，范仲淹你真是胡言乱语，不知所谓。
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却不了了之，只好灰溜溜地下殿走人。因为皇帝一言没发，就当什么也没看见。范仲淹摇头叹息，边走边咬牙，他是真的不甘心！于是边走边聊，他要和富弼等人再勾通一次，说什么也得同志们再上金殿，口径一致，发兵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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