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我们最后把她扶上楼，她依然重复说着：“那是娇拉汀。”她母亲帮她换下沾到酱汁的衣服，扶她上床，然后坐在旁边抚摸她的手。这场会面和我预期的完全不同。
后来我知道，她服用的部分药剂的副作用使她发作，药物确实是她那天下午怪异、僵硬、说不出话、极度焦虑的原因。当天晚上，她经历了最严重的一次发作——“我的灵魂、我爱的那个我，失去了所有的色彩，我只是个行尸走肉”。她很快就采用新的疗法。圣诞节之后，她开始恢复了，情形开始好转，2000年3月，她又再度发作。“我好害怕，”她写信告诉我：“又觉得好丢脸。如果你能告诉别人的好消息只是你不再抽搐了，这实在很可怜。”六个月后，她又遭到那些症状的袭击。“我无法重拾人生，”她对我说：“我真害怕焦虑发作——今天我离家去上班，在自己的车上吐了。我回家换衣服，好进办公室，所以迟到了，我跟公司的人说我发病了，但他们还是给我记了过。医生要我服用烦宁，但那会让我昏倒。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如此不堪，未来的生活也是一样，情绪大起大落，经受可怕的失忆。我还能继续忍受这种生活吗？”
回忆的真相
我还能忍受这种生活吗？是啊，有谁受得了自己一直处在困境中？但到最后，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忍受下去。这也许是进步。我们忆起过去的声音，像亡者的声音，呼应着岁月的流逝与无常。当悲伤的时候，我会想到过去的事情，往事历历而又清晰如昨：这些记忆永远停留在我五岁开始到二十七岁母亲过世的那段时间，她和我坐在厨房聊天；我二十五岁祖母过世那年前，她种的蝴蝶兰开花的样子；1980年在巴黎的那段时间，我与母亲的朋友珊蒂在一起的情景，她想把她的绿色大草帽送给圣女贞德，珊蒂两年后过世了；我的大叔唐和大姨贝蒂，和他们大橱柜里的巧克力；我父亲的堂妹海伦和艾伦、我婶婶桃乐丝，以及其他过世的人。我总是听到亡者的声音。每到夜晚，他们和过去的我就会来看我，一觉醒来，才意识到他们已不在我所处的世界，我感受到深深的沮丧，一种超越寻常悲伤的感受，有时候很接近忧郁症的那种巨大的痛苦。而且，如果我想念他们，和与他们共处的时光，那么，我应该知道，他们消失的爱就在生活中，在生命中。当我想要和他们一样到那个世界，不想再苦苦地努力活着时，那是一种忧郁吗？或者，以自己无法忍受的方式活着，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我发现往昔岁月的真相和时光流逝的现实，是人生不可思议的困境。屋子里堆满了我不敢读的书、不敢听的唱片和不敢看的照片，因为这些东西都与过去紧紧相连。当我碰到大学的朋友，尽量不谈到太多大学的往事，因为那时候的我太快乐了——当时我不一定比现在过得好，但那时的快乐是种很特别的情感：那是一去永不复返的。灿烂的青春岁月令我烦恼。我老是会撞到旧日欢乐所筑起的墙，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想到过去的痛苦，我知道那创伤后的压力是一种剧烈的痛苦，但对我来说，过去的创伤已仁慈地离开了。但是过去的欢乐，却在时时提醒你，与你拥有共同美好回忆的人已经不在世上，或者已不再是同样的人：我发现这是最令我痛苦的。我对回忆的残屑说：别让我想起什么。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二者都很容易造成忧郁。世上也有所谓欢乐后的压力。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后的遗憾的过去。
第三章治疗
如何找到好的心理治疗师
医疗不只是医生用知识治疗病人；还教导病人学习正确的方法，改善自身发生的问题。
药物可以让你把痛苦放在更重要、更适合、更理智的地方。
“学习培养快乐”是我听过最空洞的一句风凉话。运气够好才能接到快乐的露珠。
忧郁症的疗法主要可分两种：一、谈话治疗——与治疗师交谈；二、生理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电击或电气痉挛疗法。要统一社会心理学和精神药理学对忧郁症的看法不太容易，但却是必要的，许多人认为治疗法一定是二选一，这是十分危险的想法。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不是互相对立，各自适用于特定的忧郁症患者，而应该互相协调合作，依病人不同的情况而联合或分开使用。整体治疗的生理-心理模式仍然令我们无法捉摸。我并不打算夸大其所造成的后果。现在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常会先告诉你忧郁症的成因（最常说的是血清素过低或童年的创伤），然后告诉你该用哪种治疗法，好像是二者有逻辑关系一样，但实际上却是胡扯。匹兹堡大学的艾伦·弗兰克曾说：“我不认为心理的病因就要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来治疗，也不认为生物学的病因就要用生物学的方法来治疗。”要注意的是，借由心理疗法而痊愈与借由药物而治愈的病人，二者在生物学上所造成的改变——比如睡眠脑波图——是一样的。
传统的精神科医生认为，忧郁是病人性格的一部分，并试图改变病人的个性结构。而纯粹的精神药理学则把这种病症看成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失调，矫治时不必在乎病人的其他性格特征。人类学家鲁曼曾撰文讨论现代精神医学门户之见的危险：“精神科医生应该要知道，这些方法都是在一个工具箱里的工具，但却被认为是领域不同、用途也不一样的工具。”威廉·诺曼是职业精神分析师，必要时会开药物给病人，他说：“精神科医生，现在已不再愚蠢，而是变成无知。”——以前忽视生理，只注意情绪反应的医师；现在却忽视人类心灵，只注意脑部化学反应。精神动力治疗和药物治疗之间的最大冲突点是道德观。我们倾向于，该用交谈治疗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克服的问题；该用药物治疗的问题，就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必尽任何努力。实际上，虽然只有极少的忧郁症完全是患者自己的责任，但几乎所有的忧郁症都需要病人自己的努力才能治愈。只有愿意自救的人，百忧解才能救他。给自己太大压力，会使病情恶化，但若真的想好起来，还是得给自己起码的压力。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都是必须的。不必责怪自己，但也不能放任自己。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梅尔文·麦金尼斯提到：“意志、情绪和认知，三者的产生环环相扣，好像是生理的节奏。你的情绪可以影响、但不能凌驾于意志和认知。”
谈话治疗源于心理分析——而这种以仪式化的交心一点一点把危险思想引出来的方法，又源于教堂的告解。心理分析是一种运用技巧发掘童年创伤的治疗方法，而童年创伤常是导致精神官能症的主因。这种方法要花很多时间——一般来说，每周要四至五小时——目的是要找出潜意识的心灵。现在许多人喜欢抨击弗洛伊德和他所创的精神动力理论，但是，弗洛伊德的模型虽然不尽完美，仍是十分先进的。用鲁曼的话来说，弗洛伊德的理论包含了“体会到人类的复杂和深度，严厉要求面对自我内心所排拒的事，重视人类生活的困境”。当我们在别人面前批评弗洛伊德的著作，责难他所表现的偏见，却忽略了他著作中的基本真理和崇高的谦卑：我们时常不知人生的动机是什么，被未知的事物所困惑。我们对自我冲动的了解只是一小块碎片，对别人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若我们只从弗洛伊德那里借鉴这一点——我们可把动机称之为“潜意识”或“大脑电路的不规律反应”——我们就有一点研究心理疾病的基础了。
心理分析可用来解释问题，但对解决问题无甚帮助。如果病人的目的是快速改变不良的情绪，那么，把强大的心理分析过程用在这上面就错了。每次听到有人把心理分析用在改善忧郁症上，我就觉得这好像是站在大海边拿着机关枪对迎面而来的潮水扫射。无论如何，从心理分析发展出的精神动力治疗，还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为人知的过去，若不经过仔细检视，不大可能被发现并修补好，而心理分析的过程，总是能发现些什么。最常见的谈话治疗学派，是病人对着医生述说当下的心情与经验。长久以来，说出忧郁是治疗忧郁的最佳途径。这种方法依然有用，“写下来，”——维吉尼亚·伍尔芙在《这些年来》中说：“痛苦就会远去。”这是心理分析最常见的基本程序。医生的工作是仔细聆听病人诉说，探触病人内心深处的动机，如此才能了解为何他会有这些反应。大部分精神动力治疗法的原则是，发现问题的来源才能解决问题。然而，医疗不只是医生用知识治疗病人，还教导病人学习正确的方法，改善自身发生的问题。医生也会作出客观反应，让病人能够洞悉自己，改变自己的行为，改善生活品质。忧郁症多半是孤独所引起，好的心理医生会帮助病人与外界环境重新建立联系，创建可减轻忧郁之苦的环境。
有人坚信洞察情绪无助于治疗。“谁会管动机和来由？”精神药理学的领导者，哥伦比亚大学的唐诺·克莱因说：“没人可以打倒弗洛伊德，因为没有人可提出更好的关于内心冲突的理论。但重点是，我们已经有办法治疗这些病症了。”用哲学的角度来看病因，治疗是对的，是医药救了我们，但我们也要注意病源。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史蒂文·海曼说：“像冠状动脉疾病，我们不会只开张处方就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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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知道，她服用的部分药剂的副作用使她发作，药物确实是她那天下午怪异、僵硬、说不出话、极度焦虑的原因。当天晚上，她经历了最严重的一次发作——“我的灵魂、我爱的那个我，失去了所有的色彩，我只是个行尸走肉”。她很快就采用新的疗法。圣诞节之后，她开始恢复了，情形开始好转，2000年3月，她又再度发作。“我好害怕，”她写信告诉我：“又觉得好丢脸。如果你能告诉别人的好消息只是你不再抽搐了，这实在很可怜。”六个月后，她又遭到那些症状的袭击。“我无法重拾人生，”她对我说：“我真害怕焦虑发作——今天我离家去上班，在自己的车上吐了。我回家换衣服，好进办公室，所以迟到了，我跟公司的人说我发病了，但他们还是给我记了过。医生要我服用烦宁，但那会让我昏倒。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如此不堪，未来的生活也是一样，情绪大起大落，经受可怕的失忆。我还能继续忍受这种生活吗？”
回忆的真相
我还能忍受这种生活吗？是啊，有谁受得了自己一直处在困境中？但到最后，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忍受下去。这也许是进步。我们忆起过去的声音，像亡者的声音，呼应着岁月的流逝与无常。当悲伤的时候，我会想到过去的事情，往事历历而又清晰如昨：这些记忆永远停留在我五岁开始到二十七岁母亲过世的那段时间，她和我坐在厨房聊天；我二十五岁祖母过世那年前，她种的蝴蝶兰开花的样子；1980年在巴黎的那段时间，我与母亲的朋友珊蒂在一起的情景，她想把她的绿色大草帽送给圣女贞德，珊蒂两年后过世了；我的大叔唐和大姨贝蒂，和他们大橱柜里的巧克力；我父亲的堂妹海伦和艾伦、我婶婶桃乐丝，以及其他过世的人。我总是听到亡者的声音。每到夜晚，他们和过去的我就会来看我，一觉醒来，才意识到他们已不在我所处的世界，我感受到深深的沮丧，一种超越寻常悲伤的感受，有时候很接近忧郁症的那种巨大的痛苦。而且，如果我想念他们，和与他们共处的时光，那么，我应该知道，他们消失的爱就在生活中，在生命中。当我想要和他们一样到那个世界，不想再苦苦地努力活着时，那是一种忧郁吗？或者，以自己无法忍受的方式活着，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我发现往昔岁月的真相和时光流逝的现实，是人生不可思议的困境。屋子里堆满了我不敢读的书、不敢听的唱片和不敢看的照片，因为这些东西都与过去紧紧相连。当我碰到大学的朋友，尽量不谈到太多大学的往事，因为那时候的我太快乐了——当时我不一定比现在过得好，但那时的快乐是种很特别的情感：那是一去永不复返的。灿烂的青春岁月令我烦恼。我老是会撞到旧日欢乐所筑起的墙，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想到过去的痛苦，我知道那创伤后的压力是一种剧烈的痛苦，但对我来说，过去的创伤已仁慈地离开了。但是过去的欢乐，却在时时提醒你，与你拥有共同美好回忆的人已经不在世上，或者已不再是同样的人：我发现这是最令我痛苦的。我对回忆的残屑说：别让我想起什么。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二者都很容易造成忧郁。世上也有所谓欢乐后的压力。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后的遗憾的过去。
第三章治疗
如何找到好的心理治疗师
医疗不只是医生用知识治疗病人；还教导病人学习正确的方法，改善自身发生的问题。
药物可以让你把痛苦放在更重要、更适合、更理智的地方。
“学习培养快乐”是我听过最空洞的一句风凉话。运气够好才能接到快乐的露珠。
忧郁症的疗法主要可分两种：一、谈话治疗——与治疗师交谈；二、生理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电击或电气痉挛疗法。要统一社会心理学和精神药理学对忧郁症的看法不太容易，但却是必要的，许多人认为治疗法一定是二选一，这是十分危险的想法。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不是互相对立，各自适用于特定的忧郁症患者，而应该互相协调合作，依病人不同的情况而联合或分开使用。整体治疗的生理-心理模式仍然令我们无法捉摸。我并不打算夸大其所造成的后果。现在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常会先告诉你忧郁症的成因（最常说的是血清素过低或童年的创伤），然后告诉你该用哪种治疗法，好像是二者有逻辑关系一样，但实际上却是胡扯。匹兹堡大学的艾伦·弗兰克曾说：“我不认为心理的病因就要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来治疗，也不认为生物学的病因就要用生物学的方法来治疗。”要注意的是，借由心理疗法而痊愈与借由药物而治愈的病人，二者在生物学上所造成的改变——比如睡眠脑波图——是一样的。
传统的精神科医生认为，忧郁是病人性格的一部分，并试图改变病人的个性结构。而纯粹的精神药理学则把这种病症看成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失调，矫治时不必在乎病人的其他性格特征。人类学家鲁曼曾撰文讨论现代精神医学门户之见的危险：“精神科医生应该要知道，这些方法都是在一个工具箱里的工具，但却被认为是领域不同、用途也不一样的工具。”威廉·诺曼是职业精神分析师，必要时会开药物给病人，他说：“精神科医生，现在已不再愚蠢，而是变成无知。”——以前忽视生理，只注意情绪反应的医师；现在却忽视人类心灵，只注意脑部化学反应。精神动力治疗和药物治疗之间的最大冲突点是道德观。我们倾向于，该用交谈治疗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克服的问题；该用药物治疗的问题，就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必尽任何努力。实际上，虽然只有极少的忧郁症完全是患者自己的责任，但几乎所有的忧郁症都需要病人自己的努力才能治愈。只有愿意自救的人，百忧解才能救他。给自己太大压力，会使病情恶化，但若真的想好起来，还是得给自己起码的压力。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都是必须的。不必责怪自己，但也不能放任自己。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梅尔文·麦金尼斯提到：“意志、情绪和认知，三者的产生环环相扣，好像是生理的节奏。你的情绪可以影响、但不能凌驾于意志和认知。”
谈话治疗源于心理分析——而这种以仪式化的交心一点一点把危险思想引出来的方法，又源于教堂的告解。心理分析是一种运用技巧发掘童年创伤的治疗方法，而童年创伤常是导致精神官能症的主因。这种方法要花很多时间——一般来说，每周要四至五小时——目的是要找出潜意识的心灵。现在许多人喜欢抨击弗洛伊德和他所创的精神动力理论，但是，弗洛伊德的模型虽然不尽完美，仍是十分先进的。用鲁曼的话来说，弗洛伊德的理论包含了“体会到人类的复杂和深度，严厉要求面对自我内心所排拒的事，重视人类生活的困境”。当我们在别人面前批评弗洛伊德的著作，责难他所表现的偏见，却忽略了他著作中的基本真理和崇高的谦卑：我们时常不知人生的动机是什么，被未知的事物所困惑。我们对自我冲动的了解只是一小块碎片，对别人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若我们只从弗洛伊德那里借鉴这一点——我们可把动机称之为“潜意识”或“大脑电路的不规律反应”——我们就有一点研究心理疾病的基础了。
心理分析可用来解释问题，但对解决问题无甚帮助。如果病人的目的是快速改变不良的情绪，那么，把强大的心理分析过程用在这上面就错了。每次听到有人把心理分析用在改善忧郁症上，我就觉得这好像是站在大海边拿着机关枪对迎面而来的潮水扫射。无论如何，从心理分析发展出的精神动力治疗，还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为人知的过去，若不经过仔细检视，不大可能被发现并修补好，而心理分析的过程，总是能发现些什么。最常见的谈话治疗学派，是病人对着医生述说当下的心情与经验。长久以来，说出忧郁是治疗忧郁的最佳途径。这种方法依然有用，“写下来，”——维吉尼亚·伍尔芙在《这些年来》中说：“痛苦就会远去。”这是心理分析最常见的基本程序。医生的工作是仔细聆听病人诉说，探触病人内心深处的动机，如此才能了解为何他会有这些反应。大部分精神动力治疗法的原则是，发现问题的来源才能解决问题。然而，医疗不只是医生用知识治疗病人，还教导病人学习正确的方法，改善自身发生的问题。医生也会作出客观反应，让病人能够洞悉自己，改变自己的行为，改善生活品质。忧郁症多半是孤独所引起，好的心理医生会帮助病人与外界环境重新建立联系，创建可减轻忧郁之苦的环境。
有人坚信洞察情绪无助于治疗。“谁会管动机和来由？”精神药理学的领导者，哥伦比亚大学的唐诺·克莱因说：“没人可以打倒弗洛伊德，因为没有人可提出更好的关于内心冲突的理论。但重点是，我们已经有办法治疗这些病症了。”用哲学的角度来看病因，治疗是对的，是医药救了我们，但我们也要注意病源。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史蒂文·海曼说：“像冠状动脉疾病，我们不会只开张处方就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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