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6章 说动
根据吴襄带回来的这几名蒙古俘虏的口供，之所以守卫忍字山口的后金军队会这么快崩溃，是因为后金准备撤兵出关了。
率领这路后金军队的总兵官武纳格，昨天晚上就带着蒙古右营的核心部队退向了三屯营，留下驻守山口和迁西县城的，不过是一些刚刚依附于后金的蒙古附庸部族的军队。
这些原本是察哈尔部附庸部族的蒙古人，因为去年后金大汗黄台吉亲自领兵击败了察哈尔留守辽河套的多罗特部，所以才降服了后金国。
不过他们这些小部族实力单薄，最小的不过几十户部众，最大的也就几百户而已。因此后金并没有将他们迁移至沈阳附近，打散分给八旗恩养。而是让他们依旧停留在原先的草场生活，只是根据后金发布的命令出兵服役而已。
因为没有得到后金的军械补给和编入八旗进行军阵训练，因此这些蒙古附庸部族提供的兵丁战斗力并不强，只是被后金军队用作押运粮草和战利品的人手使用。
而这些刚刚臣服后金没多长时间的蒙古附庸部族战士，对于后金国也没有多少忠诚。当武纳格带着蒙古右营的核心力量坐镇在这路军队时，他们还能上阵厮杀。
不过当武纳格带着蒙古右营的核心力量撤退之后，这些蒙古附庸部族的战士就立刻成了一团散沙。他们所属的部族之间没有统属关系，或者说是，当他们投降了后金之后，后金就去掉了某些蒙古部族之间的从属关系。
这些蒙古附庸部族战士一直都是，接受武纳格编练的蒙古右营的指挥，当武纳格撤退之后，这些战士很快就自动恢复了部族领军制，不再听命于武纳格走前临时任命的军事首领。
失去了统一的指挥，加上四分五裂谁也不愿意服从谁的内部状态，当张春、吴襄带着明军赶到山口之后，便有一些部族首领偷偷带着自家的战士先撤退了。
有着这些人带头，驻守山口的其他蒙古人也就纷纷逃离阵地了。于是张春、吴襄带领的明军，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击破了后金的阵地。
等到这些蒙古俘虏交代完了之后，吴襄便迫不及待的对着满桂说道：“满帅，下官已经打听清楚，现在三屯营城内的守军最多也就三、四百蒙古鞑子，下官恳请大帅准许，让下官带着本部人马作为前锋，前去收复三屯营城，为大帅打通前往遵化城的通道。”
满桂还在沉吟的时候，张春已经阻拦道：“吴副将不要孟浪了，我军只需等到祖总兵大军汇合，后金就难以撼动我军军势。
现在岂能为了几个鞑子俘虏不明真相的口供，就轻易的冒险出兵呢？
须知今日之势，能够迫使鞑子退兵出关，正在于陛下亲领的西路军，和我辽东军组成的东路军互相配合呼应。
这东西两路军只要有一路被后金挫败，鞑子就可能卷土重来，我们此刻只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让后金无机可趁，就此退出关去，方是最好的选择。”
吴襄自然不敢同张春进行抗辩，不过他注意到满桂的神情，似乎对于张春的谨慎并不以为然。
吴襄随即说道：“张道台说的话虽然有理，不过我辽东军集合了十多个营头，出关之后却没一场值得称道的胜利，现在反倒是陛下带着新军打了一场胜战。
我辽东军一年花费数百万辽饷，在今次后金军绕道入侵作战的过程中却毫无建树，待到后金退出关内后，天下人会怎么看待我等？
今后朝廷会不会以为我等不堪大用而缩编辽东军，然后加大对于新军的支持呢？张道台如果担心这是鞑子设下的圈套，不如多多派出哨探，只要我们派出的哨探得力一些，也就不会被后金军队所埋伏了。”
吴襄的话语顿时打动了包括满桂在内的一些将领们，崇祯登基后推动对军制进行变革，去年又提出了野战军、守备军和预备役三个不同层次的武装力量体系。
辽东军的将领们一边百般拖延着军制变革的到来，又迫于无奈的希望能够多获得几个野战军番号。
他们这种矛盾的心情来源于，野战军的待遇要比守备军高出一大截，但是曾经在明军中普遍存在的家丁制度和吃空饷就被直接废除了。
最让他们感到担忧的还是，野战军中的军官任命不再是由领军主将决定，而是主将推荐，各级主官给予评分，最后由总参谋部进行统一审批。
如此一来，曾经兵为将有的旧军队体系也就不复存在了。军中上下级之间的联系，要比以往疏远的多。
当然守备军中还保留着一些旧军队的惯例，但是守备军的规模不大，而且待遇还不及野战军的一半，稍稍有能力一些的底层士兵和低阶武官都愿意进入野战军，而不是留在很难获得升迁的守备军内。
根据总参谋部制定的政策，守备军其实就是从前的明军，所以一些明军世袭的武职，都可以在守备军内存在下去。而申请转入野战军的人员，就算是自动请求取消世袭武职了。
虽然朝廷会发放一份年金，作为取消世袭武职的补偿，但是毕竟比不上可以世代承袭下去的官职，因此有不少武官正是因为这一条而放弃了加入野战军的机会。
不过这样一来，只要是明眼人就能看的出来，以后成立的野战军，战斗力必然会大大的超过守备军，掌控了野战军的朝廷将会保持对于地方守备军的压制。
如此一来，曾经荒废掉的京营，和已经破产的守中虚外之策，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借着野战军的建立又复活了。政治上稍稍敏感一些的武将和文官都能意识到，崇祯想要建立的野战军就类似于过去用来压制地方的京营武装。
黄立极为首的内阁之所以能够默认崇祯对军制进行改革，主要还在于总参谋部掌握在孙承宗、袁崇焕、茅元仪等出身文官系统的官员手中。
而总参谋部对于野战军的掌控，不仅仅符合了大明以文御武的传统，还解决了京营腐化之后，大明中枢对于边镇武力无法压制的窘迫境地。
自嘉靖朝之后，大明朝廷对于边镇武将的处置，只能是依靠中枢传统的权威和其它地方实力派进行压制。比如宁夏兵变，朝廷便只能调辽东军去镇压。辽东有变，又只能从宣大调兵，至于朝廷控制的京营，则只能放在京城充充门面而已。
这种状况显然是不正常的，不管是皇帝还是文官都试图重整京营，以恢复中央对于地方武力上的震慑，但是京营的组织体系实在是已经烂透了，小打小闹根本无济于事，而大动干戈又要得罪诸多在京营得利的勋贵势要，因此一直无人能够整顿京营。
崇祯登基之后，不惜得罪勋贵，也不惧京营兵变闹事，硬生生的把京营士兵裁撤了大半，然后招募京畿附近的农人，建立了一支新军。
对于这只新军，刚开始大家都是不看好的。主持训练新军的不是什么将门子弟，而是一些各边军中不得志的中下层军官。这些人既无家学，也无人脉，想要训练出一只强军，总是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新军名义上的主官又是从南方水师调过来的败军之将，据说连续败给了一群海盗，如果不是皇帝下诏招抚了这群海盗，这位新军主官估计都要革职查办了。
不过大明上下对于新军的轻视，随着去年的丰镇之战和之前的石门之战的两次胜利，终于有了些许改观。
而原本对于新军并不以为然的辽东明军，现在也开始隐约担心起自家的地位来了。
虽然去年朝廷下令改变了辽饷的名称，并废除了辽人守辽土的政策。但是实际上镇守辽西的军队，还是以关外的辽人为主。而变换了名称的辽饷，依然还是拨付给辽西军队为主。
但是朝廷对于镇守辽西军队的优待，是建立在辽东军能打，能够防御住后金军队入侵的基础上的。
如果辽东军既不能打，又不能防御住后金军队绕道入侵，只能守住辽西走廊，保护自己驻地的话，朝廷还有什么理由对辽东军队继续优待下去呢？
凭借着丰镇和石门两战，阻挡后金入侵的军队，从原本只有辽东军才行，变成了新军似乎更有战斗力一些。
要是朝廷狠下心扩建新军，那么原本应当供给辽东军的辽饷，显然就要被截留下来供应新军了。
在这种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选择上，想要立下功劳盖住新军的锋芒，也就成了这些辽东将领的必然选择。
不管是张春还是满桂，都无法抵抗这些辽东将领想要立功的请求。若是当面的后金军队依然战意高昂，这些将领大约还会犹豫一二。
不过根据吴襄带回来的蒙古俘虏，知道对面的鞑子军队已经开始紧张的撤军之后。夺取三屯营，获得解救遵化首功的诱惑，顿时煽动起了这些明军将领的情绪。
本就有意于进军的满桂，最终还是决定听取了吴襄的建议，多派哨探，然后直接出击三屯营城，不再等待祖大寿军的汇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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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这路后金军队的总兵官武纳格，昨天晚上就带着蒙古右营的核心部队退向了三屯营，留下驻守山口和迁西县城的，不过是一些刚刚依附于后金的蒙古附庸部族的军队。
这些原本是察哈尔部附庸部族的蒙古人，因为去年后金大汗黄台吉亲自领兵击败了察哈尔留守辽河套的多罗特部，所以才降服了后金国。
不过他们这些小部族实力单薄，最小的不过几十户部众，最大的也就几百户而已。因此后金并没有将他们迁移至沈阳附近，打散分给八旗恩养。而是让他们依旧停留在原先的草场生活，只是根据后金发布的命令出兵服役而已。
因为没有得到后金的军械补给和编入八旗进行军阵训练，因此这些蒙古附庸部族提供的兵丁战斗力并不强，只是被后金军队用作押运粮草和战利品的人手使用。
而这些刚刚臣服后金没多长时间的蒙古附庸部族战士，对于后金国也没有多少忠诚。当武纳格带着蒙古右营的核心力量坐镇在这路军队时，他们还能上阵厮杀。
不过当武纳格带着蒙古右营的核心力量撤退之后，这些蒙古附庸部族的战士就立刻成了一团散沙。他们所属的部族之间没有统属关系，或者说是，当他们投降了后金之后，后金就去掉了某些蒙古部族之间的从属关系。
这些蒙古附庸部族战士一直都是，接受武纳格编练的蒙古右营的指挥，当武纳格撤退之后，这些战士很快就自动恢复了部族领军制，不再听命于武纳格走前临时任命的军事首领。
失去了统一的指挥，加上四分五裂谁也不愿意服从谁的内部状态，当张春、吴襄带着明军赶到山口之后，便有一些部族首领偷偷带着自家的战士先撤退了。
有着这些人带头，驻守山口的其他蒙古人也就纷纷逃离阵地了。于是张春、吴襄带领的明军，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击破了后金的阵地。
等到这些蒙古俘虏交代完了之后，吴襄便迫不及待的对着满桂说道：“满帅，下官已经打听清楚，现在三屯营城内的守军最多也就三、四百蒙古鞑子，下官恳请大帅准许，让下官带着本部人马作为前锋，前去收复三屯营城，为大帅打通前往遵化城的通道。”
满桂还在沉吟的时候，张春已经阻拦道：“吴副将不要孟浪了，我军只需等到祖总兵大军汇合，后金就难以撼动我军军势。
现在岂能为了几个鞑子俘虏不明真相的口供，就轻易的冒险出兵呢？
须知今日之势，能够迫使鞑子退兵出关，正在于陛下亲领的西路军，和我辽东军组成的东路军互相配合呼应。
这东西两路军只要有一路被后金挫败，鞑子就可能卷土重来，我们此刻只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让后金无机可趁，就此退出关去，方是最好的选择。”
吴襄自然不敢同张春进行抗辩，不过他注意到满桂的神情，似乎对于张春的谨慎并不以为然。
吴襄随即说道：“张道台说的话虽然有理，不过我辽东军集合了十多个营头，出关之后却没一场值得称道的胜利，现在反倒是陛下带着新军打了一场胜战。
我辽东军一年花费数百万辽饷，在今次后金军绕道入侵作战的过程中却毫无建树，待到后金退出关内后，天下人会怎么看待我等？
今后朝廷会不会以为我等不堪大用而缩编辽东军，然后加大对于新军的支持呢？张道台如果担心这是鞑子设下的圈套，不如多多派出哨探，只要我们派出的哨探得力一些，也就不会被后金军队所埋伏了。”
吴襄的话语顿时打动了包括满桂在内的一些将领们，崇祯登基后推动对军制进行变革，去年又提出了野战军、守备军和预备役三个不同层次的武装力量体系。
辽东军的将领们一边百般拖延着军制变革的到来，又迫于无奈的希望能够多获得几个野战军番号。
他们这种矛盾的心情来源于，野战军的待遇要比守备军高出一大截，但是曾经在明军中普遍存在的家丁制度和吃空饷就被直接废除了。
最让他们感到担忧的还是，野战军中的军官任命不再是由领军主将决定，而是主将推荐，各级主官给予评分，最后由总参谋部进行统一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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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总参谋部制定的政策，守备军其实就是从前的明军，所以一些明军世袭的武职，都可以在守备军内存在下去。而申请转入野战军的人员，就算是自动请求取消世袭武职了。
虽然朝廷会发放一份年金，作为取消世袭武职的补偿，但是毕竟比不上可以世代承袭下去的官职，因此有不少武官正是因为这一条而放弃了加入野战军的机会。
不过这样一来，只要是明眼人就能看的出来，以后成立的野战军，战斗力必然会大大的超过守备军，掌控了野战军的朝廷将会保持对于地方守备军的压制。
如此一来，曾经荒废掉的京营，和已经破产的守中虚外之策，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借着野战军的建立又复活了。政治上稍稍敏感一些的武将和文官都能意识到，崇祯想要建立的野战军就类似于过去用来压制地方的京营武装。
黄立极为首的内阁之所以能够默认崇祯对军制进行改革，主要还在于总参谋部掌握在孙承宗、袁崇焕、茅元仪等出身文官系统的官员手中。
而总参谋部对于野战军的掌控，不仅仅符合了大明以文御武的传统，还解决了京营腐化之后，大明中枢对于边镇武力无法压制的窘迫境地。
自嘉靖朝之后，大明朝廷对于边镇武将的处置，只能是依靠中枢传统的权威和其它地方实力派进行压制。比如宁夏兵变，朝廷便只能调辽东军去镇压。辽东有变，又只能从宣大调兵，至于朝廷控制的京营，则只能放在京城充充门面而已。
这种状况显然是不正常的，不管是皇帝还是文官都试图重整京营，以恢复中央对于地方武力上的震慑，但是京营的组织体系实在是已经烂透了，小打小闹根本无济于事，而大动干戈又要得罪诸多在京营得利的勋贵势要，因此一直无人能够整顿京营。
崇祯登基之后，不惜得罪勋贵，也不惧京营兵变闹事，硬生生的把京营士兵裁撤了大半，然后招募京畿附近的农人，建立了一支新军。
对于这只新军，刚开始大家都是不看好的。主持训练新军的不是什么将门子弟，而是一些各边军中不得志的中下层军官。这些人既无家学，也无人脉，想要训练出一只强军，总是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新军名义上的主官又是从南方水师调过来的败军之将，据说连续败给了一群海盗，如果不是皇帝下诏招抚了这群海盗，这位新军主官估计都要革职查办了。
不过大明上下对于新军的轻视，随着去年的丰镇之战和之前的石门之战的两次胜利，终于有了些许改观。
而原本对于新军并不以为然的辽东明军，现在也开始隐约担心起自家的地位来了。
虽然去年朝廷下令改变了辽饷的名称，并废除了辽人守辽土的政策。但是实际上镇守辽西的军队，还是以关外的辽人为主。而变换了名称的辽饷，依然还是拨付给辽西军队为主。
但是朝廷对于镇守辽西军队的优待，是建立在辽东军能打，能够防御住后金军队入侵的基础上的。
如果辽东军既不能打，又不能防御住后金军队绕道入侵，只能守住辽西走廊，保护自己驻地的话，朝廷还有什么理由对辽东军队继续优待下去呢？
凭借着丰镇和石门两战，阻挡后金入侵的军队，从原本只有辽东军才行，变成了新军似乎更有战斗力一些。
要是朝廷狠下心扩建新军，那么原本应当供给辽东军的辽饷，显然就要被截留下来供应新军了。
在这种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选择上，想要立下功劳盖住新军的锋芒，也就成了这些辽东将领的必然选择。
不管是张春还是满桂，都无法抵抗这些辽东将领想要立功的请求。若是当面的后金军队依然战意高昂，这些将领大约还会犹豫一二。
不过根据吴襄带回来的蒙古俘虏，知道对面的鞑子军队已经开始紧张的撤军之后。夺取三屯营，获得解救遵化首功的诱惑，顿时煽动起了这些明军将领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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